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迎来了八十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别致的新生入学训练
由金城江到贵阳走了七天，是木炭汽车，驾驶室外面一个长工的炉子车子在上坡时，副手一面伸出门外拼命摇着鼓风机，我们乘客都要下来推，路上的行人打趣地说，“看我们谁跑得快呵!”，到达贵阳是傍晚，在中山门一家旅店住下来，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发现摆在桌子上的行李袋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这就是到贵阳的见面礼。第二天找到了在贵阳工作的崇显叔，在他家住了两天，打听到学校的地方就报到入校。 跑到校门口一看，两根木杆竖着，上面写了“贵阳医学院临时校舍”，烂泥巴路，几栋草房，与我想像中的大学、医学院相差太远了，高一班的同乡同学骆炳煌接待了我，帮我办了报到手续。班上已经到了四十多人，张展猷也来了。
接着就是入学训练，这对我来说十分新奇，开始是院长、著名的热带病学家李宗恩介绍校徽的意义，学校创办的意图及经过，学医的目的，带领我们宣读希波克拉底医学誓言，特别告诫我们，医生的职责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神圣使命，并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是想为了将来发财来学医的话，今天就退出去，这些话对我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另外使我感兴趣的，是大夏大学教务长王裕凯教授为我们做的报告。教救护训练的是李迎汉老师，英俊潇洒，讲解细致动听，还进行了一次心理测验，要我们顺背倒背几位数的数字，弄得十分紧张，最后结束时，参观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与护校，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医院，一切都感到新鲜。
1941年，创建之初的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大门（位于两广会馆） 入学训练结束就开始上课，课程安排得十分紧，每星期42节，除国文与英文外都没有书，靠做笔记，有几本参考书都是英文的，班上同学有华侨、也有来自香港的，大学生活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生活也十分艰苦，每餐是清水煮萝卜或豆芽或者一点蚕豆，只一个菜。听英文课我完全听不懂，深恨在中学没好好用功，上完课找同学对笔记，星期天更是忙着临时借来的英文课本对自己的笔记。 学习十分紧张，有些课如生物或解剖学一门不及格得留级，几门不及格就要退学，老师上课也特别，国文老师王凌云要同学当堂背“霍光传”、“长恨歌”章节，这可苦了那些广东同学，尤其是香港来的钱伯威，连中国话都讲不好，张作干老师上课由八点一直上到十二点半不休息。 在大学里就不像中学那么单纯、竞争十分激烈，每种课只有几本外文考书，抢着借，借到了也只在几个人的小圈子里轮流看，我只有见缝钻空子求人，在星期天他们去玩的时候，我就凭着字典去啃那些书，我十分悔恨在中学浪费了大量时间，没好好把英文读好。记得刘培楠老师上第一堂就介绍过学校考试评分的方式，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还有小考，这些考试都要记分，最后还有个印象分，一总加起来评，如果不及格就降级或退学，这些考试尤其是那个什么“印象分”就像紧箍咒紧紧的压住我们。 那个小考最慌人，每次上课都耽心下课前十分钟，有时老师从口袋里掏手帕，也可使我们胆战心惊。这时掏出一卷纸发给大家，一个小题目马上写完交卷。到了三年级有前期考试，即是把三年的课总考一次，及格后才能进入后期，到了五年级除了毕业考之外还有后期考，就是把五年来所学的考一次，及格后才能进入实习，就是这各种各样的考试，使我们像奴隶般似地生活，大部分同学都被淘汰。 记得二年级时学组织学，一次月考，技术员告诉我们说这次是要故意为难你们一下，把一些组织混在一张玻片上要你们去认，染色也故意染得不好，使我们十分紧张。
所谓后期考试很难，毕业考完后给一个星期准备，如何准备?!五年来的课程，而我们还经过逃难，笔记都丢失了，只有向下班的同学借来笔记大致翻翻。到考时却是口试而不是笔试，记得主考我的是内科钱允中，外科杨集祥，病理科刘维德，妇产科窦光龄，每个人的主考老师都不同，外科杨杨集祥老师知道我将来要学神经科(毕业前夕，每人填了一张志愿表)，他就问我：“脊髓半侧损害的症状”，这是二年级学神经解剖知识，当时我吃了一惊，但是冷静了一下，苦索枯肠去捞取那几年前残存的一点模糊记忆，什么触觉、痛觉交叉，一侧锥体束受损的呀等，也不知说对了多少，反正使杨老师笑了，这一笑使我心惊不已，是笑我太紧张胡扯，还是开玩笑满意的笑，我是落荒而逃跑到宿舍里。在考前班上每个人都量了一下体重，考完我再量，整整瘦了二十斤，如今回想起来，由一年级到毕业，真像唐僧取经，受尽了无数磨难，何只是九九八十一难呵。生活苦不待说，光是各种各样的考试就够人不堪回首。 1944年冬，日寇长驱直入侵犯贵州，但我们被课程压得已经麻木了，11月27日，我们由太慈桥跑进城上了病理学的课，第二天突然宣布停课准备逃难，说日本侵略者已打进了贵州，各自找门路去重庆集中，顿时使我们慌成一团，“天呀!如何办”匆匆忙忙收拾被包箱子。 这时来了一位穿军服姓邹的新化同乡找到我，说我的堂兄托他来帮我们找车子去重庆的，他是安顺陆军军医学校的，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忙把我们的行李运到南门口的一家小旅社住下，他就忙着写介绍信，第二天，他带我俩各处找熟人，那时街上已经乱成一片，人人自顾不暇、到处碰壁，转了几天仍无着落，十分焦急，人家告诉我们在三桥有难民车，快登记去重庆，我俩只好去三桥，马上领了登记号，是830号，一打听已经叫到600多号了，那时十分混乱。旅馆都挤满了，我就在车站等候叫号，从来不下雪的贵阳，那年却下了雪，十分冷，我等了两天，号子却老是600多号，那里有个检查站，我累极了就在他们那里的椅子上休息一会，一位年青姓胡的与我攀谈，他是益阳人，见我这个样子，就主动帮我打听车子，他回来说，难民车你们是挤不上的，都是作样子的，只有设法找黄鱼车，每个人到重庆要1200元，没法，我求他帮忙，因为所有的车子都要到他们那里登记的，他十分热情，可是许多司机都借故推托，12月9日晚，我们还没走，他轻轻的对我说：“你们今晚必须走，何应钦到了贵阳，可能要烧贵阳，日军已经到了独山”，我们是急得六神无主了，大约九点钟，他终于找到了一部运汽油的车，向司机交代照顾我俩，司机见我俩各有一被包一箱子，不同意，于是临时又紧缩成一个箱子一个被包，把东西留在老胡处，我们上了车，千谢万谢他，上车后立即出发，开出九公里到了阳关就停下来，在车上发现了李泊芳和湘雅医学院的曾君翰也在车上，走了三天才到遵义，我们松了一口气。 遵义的物价比贵阳就便宜多了，市面也很平静，出了遵义就过娄山关，山路盘旋弯曲，我们是推着车过去的，有一个地方叫花秋坪，公路绕山面上，至山顶才见到广阔的蓝天，在山顶上矗立了一座纪念碑，俯视山下，整个山就像是被一条白色的丝带层层包住，看到那雄壮的气势，真不知当时筑路时流了多少汗，这里又叫七十二拐，司机告诉我们再往前是钓丝岩，在那里出了不少事故。原来是一个山凹，两处山的狭缝，公路向前应该顺路左转，而前面又是公路，不熟的话车子直向前行跌入万丈深渊，因此又叫吊死岩，我们经过时，俯视下面，真是阴风惨惨、黑森森一片，我们胆战心惊的紧紧握住油箱上的索子，真怕稍一歪就会把我们倾倒到那个深渊中去，过了那个弯才吐出长气。 由贵阳到重庆500多公里竟然走了七天，才到达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沿途每天须把行李取下找旅馆，有时就在旅馆的堂屋临时架几块木板当床过夜，天刚亮就起床捆行李搬上车，越往北走物价就越便宜，记得在东溪我们碰到了几位同学，九个人叫了一桌菜，一共才90元，而我在三桥吃一小碗蛋炒饭却是25元，柑桔也十分便宜，一元可以买一小篓，而贵阳要10多元一斤呢。到了重庆，在海棠溪的伯伯家住一夜，第二天我即过江去找我堂兄，到了另外一个环境。 在重庆这段日子是我最难忘的日子，我找到堂兄忠思的办公地点，门房说不在，指点我到白象街他的宿舍去，他在关务署工作，却已报名参加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他就是等我来后才去报到，到他宿舍也没人，我花一元钱买了一大堆桔子，边吃边等他，看到走廊上有架拨号的电话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电话机，乱拨一气，当然没有任何声音，三哥下班后回到宿舍发现了我，十分高兴，立即取了一套内衣裤带我去澡堂洗澡，我脱下内衣一看，里面爬满了虱子，吓得我发抖，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类蠕动着的灰色小动物，我换上三哥给的内衣，把自己的就丢在那里。第二天，他就把我送到两路口罗文那里，罗文是我的初中同学，新化人，把我交给他，他就报到入伍，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与家庭失去联系的痛苦历程，也有一些特殊的记忆。 大约是到重庆的第二天，罗文请三哥和我去看电影，未开演之前，冯玉祥将军讲话，发动为前方抗战的将士捐钱，他一出台，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冯玉祥将军在当时的年青人中是被十分崇拜的人，有不少关于他的传奇式的传说，说只有他敢于向蒋介石提意见，说有次白天打着灯笼去见蒋，蒋十分奇怪问为什么大白天打个灯笼，他说现在社会上太黑暗了，所以白天打个灯笼来找你。冯玉祥将军穿着一身灰色棉军服出现在台上，没有扎武装带，有点胖，讲了几分钟的话，请大家捐钱支援前方，接着就有人举着口袋在每排坐位前过去，大多数的人都捐了钱。 罗文是与我堂兄一道由新化参加化学兵部队的，到了四川纳溪，因为国民党部队的长官动辄就打人，他俩都逃到重庆，我堂兄自学会计考进了关务署，他在两路口开家小面馆，前面店堂四张桌子，只卖面，请个伙计，那伙计晚上就把桌子一拼当床，店堂后面一间小房摆了一张床，我便与罗文同睡，他每天早饭后就出去，也没见他与伙计安排什么业务，我问他到外面干什么，他说是调查物价，晚上我与他谈谈小学中学时的情况(在小学中学与我同过班读一年他就走了)。整天坐在那里看看来往行人，屋后一个小窗户，可以看到长江中的珊瑚坝，每天有架邮政小飞机起降，也可看到菜元坝的跳伞塔，在那里大约往了半个月，在街上碰到贵医同学知道我们都到歌乐山上海医学院去集中，我便去歌乐山。
上海医学院在重庆歌乐山的校舍大门(1941-1946年)。 在两路口商店，那里有图片展览，我进去看是各地抗战情况的照片，看的人不多，展览室也只一间房子，我由左边慢慢的看下去，反正没事，看得很仔细，旁边一位军人，我快他也快，我没在意，快看完了，突然他拍了我一下问：“你是不是罗忠悃”? 我扭头一看“黄瞎子大哥”我抱住了他，他竟是高中同班的黄灏轩老兄，仍是那副深度近视镜，他立即请我在一家饭店里叫了几个菜，美美的吃了一顿。 以后在街上又碰到初中同学游克俭和张先柳，正是世界这么小，居然碰上了他们。 我们寄居在上海医学院，有些课与他们合班，有些课分开上，我们住的一间茅草屋，双层床，挤得满满的，地面潮湿，我床下就长出了小竹笋，每天早晨有人打一桶水在缸里，里面常有小鱼小虾和水草，洗脸漱口都用它，离我们不到五十公尺的草屋就是太平间，晚上自习得拿着油灯到食堂去，到这里后，伙食比在贵阳好了一些。这里校风也较活跃，但是上医朱恒壁院长管理也是很严的，每星期一的“纪念周”，有些同学就偷懒不去，他就提了手杖来打人，我们与上医同住的同学有的也挨过打的。 几乎每天天亮就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新华日报，从上面就看到国民党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歌乐山有汽车进城，票价三角五分，我们没钱，却都是从高店子走十里路到磁器口，花一角五分钱船票就到牛角沱，往往是星期六去，星期天下午回来。1945年上半年一个周六下午，我与李光恒同学进城，第二天下午我回来时，走出磁器口穿过马路就上山的，那时那里正在大兴土木修路，这时我却找不到昨天的路了，我一路寻去，看到那里立了一块“军事要地，禁止通行”，我正在纳闷，四周又没人问，转两个弯去寻找上山的路时。 “站住!干什么的，突然树下跳出一个端枪的兵大声吼。 我告诉他是医学院学生回歌乐山去，他极不耐烦地向后面指了一下说，“从那边走!”我连忙退回，按他指的方向，果然找到了上山的小路，到学校天快黑了。 这件事一直到解放后才弄清，不由使我震惊，原来那时正是在改建特务机关白公馆，据说有许多学生因为误入到那里就被关禁起来，在重庆解放前夕，那些误入的学生也一齐被杀害了，如今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那真是万幸万幸呵，当时那个兵的凶像至今仍嵌在脑子里。我想也许那时还正在修建，如果已建好了我闯入了，那我这小命也没有了。（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岁月如茶》，有删减。作者，罗忠悃，湖南新化人，著名神经病学专家，贵阳医学院1949届校友。曾任湘雅医学院讲师、主治医师及病室主任，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医务主任，浙江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