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迎来了八十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一点我们单独住的与那些同上医同学混住的体会是不同的。1945年上半年期考刚结束，突然传来令人十分震惊的消息，“教育部要解散贵阳医学院”。大家都呆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紧接着许多消息都来了，“说什么有人到教育部告状，说李宗恩院长不适合当院长，因此贵医与上医合并”，又说“所有的学生要重新考试，合格才进上医，老师由上医挑选”…… 全校师生乱成一团，群情激愤，大家集合在上医的手术室楼上紧急开会，主即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发起护校运动，一方面立即派人赶回贵阳响应(逃难时有一部分师生没离开贵阳，437ccm必赢仍开着)，并立即向教育部写报告力陈各种理由，请其收回成命，这写报告的任务就落在骆炳煌和我的身上，我俩连夜起草拟文。 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希望合并到上医去的，上医质量是比较好，空气也活跃些，有些人转去了。 如果教育部不收回成命，我们全体师生员工就徒步下山请愿，消息一传出，大家就紧张地准备，35公里路并不短!学校准备每个人发一双草鞋，人们都纷纷各自准备干粮。 大约晚上九点多钟，李耕田老师和另外一位老师提着马灯到每栋宿舍说，教育部已经收回成命，明天不下山请愿了，以后才听说是蔡铖侯、徐国定等同学通过关系找到教育部长朱家骅慷慨陈词，朱了解之后才撤消原令的。 1945年暑假，护校运动取得胜利后，我们就整理行装回贵阳，学校给每人三千元路费，并发了车票，把我们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那时规定轮渡只渡人，不准带行李，真是岂有此理。临时雇了一只小木船，让我与另一个人押着过河、那也是够惊险的，经过主航道时，波浪滚滚，水浪向身上直扑，船夫一再喊不要动，我俩是紧紧抓着船舷，船摇摆不定，到达海棠溪时我的内衣都汗湿透了，回头看看那混浑的滚滚长江，心里说我算是坐小木船横渡了长江呢。 在重庆时听说盟军已向日本开始进攻，估计日本鬼子命不长了，上车时又听说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日本鬼子吃不消了，车到遵义就抛锚，半夜里听到街上放鞭炮，似乎有人游行喊口号，车子天刚亮就出发，在车上大家就议论纷纷是不是鬼子投降了，车子到刀靶水车站加油时，看到那贴了一张大红纸写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当时都是兴高采烈，充满了愉快，只望车子快点回到贵阳。 下午达到贵阳时，与我们去年离开时完全不同，街上人来人往。不久，我们在阳明路三圣宫校舍举行庆祝晚会，晚会一直开到天亮才散。 抗战胜利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喜悦，贵阳是抗日时期的大后方，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颠沛流离涌集在这里，如今胜利了，人们都向往和牵挂着久别的家乡，纷纷收拾行装回归故里，联合国救济总署拨出专款和专车协助这些流落在后方的人回家去。我们学校绝大部分的师生都是外省人，许多人也纷纷离开贵阳。1946年的暑假，我们也挤上了救济总署的汽车到了长沙，想转学到湘雅医学院(湘雅也是先搬到贵阳，1944年冬又迁到重庆，胜利后搬回长沙原址)可是湘雅不收插班生，要读只能从一年级开始，那时我已经开始读四年级，考虑犹豫再三都拿不定主意。
一天，二年级的刘杰垣在旅社中找到我们说，他与地下党联系上了，湘雅进不去就一起到解放区去，那里急需医务人员。这给正在彷徨中的我们打开另一张门，请他继续把情况摸清楚。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说，了解我们的情况，经过他们研究决定欢迎我们三人去，先发给每人500斤小米的安家费，保证我们的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这样我们三个就十分认真的坐下来进行仔细的磋商与讨论，我们到了那边是干什么?能干什么?凭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临床经验，连处方都不会开，让我们到那边干医务工作，行吗?去学习吗?当然不会，干护理工作，值得吗，讨论至半夜，最后决定我们三个还是回贵阳继续把医学院读完再说，我们只好泱泱地回到那闭塞的山城。 抗战胜利后，贵阳陆续办起一些小报，“贵阳民报”就是其中一家晚报，以报道社会新闻消闲为主，1948年3月1日，是贵阳医学院十周年院庆，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人民生活陷入苦海之中，学校为了筹措经费维护师生员工生活，在贵州省艺术馆举行音乐晚会，由同学守门收票，凭票入场，可是两个“民报”社的记者指着他们胸前的记者牌牌说他们应该免票入场，同学以坐位有限而拒绝，争持不下，他们见同学人多只好悻悻离去，由此就惹下了祸根。从此这张小报就隔三差五地对我们学校和附属医院造谣污蔑，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医疗事件”，或者一些“桃色新闻“哗众取宠，每篇的开头都是“贵阳某医学院……”当时湘雅医学院早已复员回了长沙，就只有我们贵阳医学院，这不是肆意挑衅肇事?!我们都十分气愤。 这天下午，报纸来了，在第一版上居然用黑体大字醒目通栏标题是“某医学院庸医使产妇惨死”，我看到就生气大叫：“这张混帐报纸又在造谣了，真该砸烂它才解恨”! “砸掉它”，我们两个湖南人同时走出宿舍大喊!这时使在对面宿舍的潘承俭等手持报纸也走了出来，问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晚报没有? 这时我们两班的同学一下子都自动拥到礼堂里开会，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十分气，最后决定“把它砸掉”随即讨论了行动方案：马上派人到太慈桥院区去，请他们参加行动，曾昭荣等两人立即出发去太慈桥(当时贵阳没有公共汽车，只能步行)。我们不打人，不伤人，只把铅字掀掉。为了避入耳目，全校百把人一齐走太显眼，决定分成三路，一路走棉花街，一路富水路，一路走醒狮路向民报馆集中。选出六个人去找社长龚某质问，这六个人是潘承俭、崔绍雯、金锡礼、曾昭荣、王福生和我。 公卫科的一位职员也参加了我们的会，积极支持我们，宪兵三团就在我们宿舍隔壁，避免我们受害，这位职员为我们出了一些主意说，我们一出发，他就马上跑步去告诉朱懋根院长来援助我们，并且去找宪兵团的熟人来保护我们。天刚亮，医学前期的60多位同学都来了，按照计划分成三路立即向民报馆出发，到达时天才大亮。 我们一进屋就把排印工人弄到一间屋子里，告诉他们不要慌，随即把电话线扯断，我们六个人跑上楼去把那个社长拉了出来，他战战兢兢穿了件睡衣，他结结巴巴说： “请你下去向我们全校同学讲清楚，你们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声色俱厉地正告他。 “你们看，更正启事都拟好了，事故是市妇产保健所，不是你们医院”，他返身在桌子上取来一张纸对我们说。 你在报屁股上登一小块更正启事，顶个屁用，下去对大家讲清楚”王福生大声的对他说。 下面的同学已经沉不住气了，先把报馆的牌子摘下踩烂，随即把铅字间的铅字揪倒了。 我们把那社长拖了下来，同学们一齐站在报馆外的小坪里，这时一些警察端着枪把我们团团围住，一会又见到一队宪兵在警察外面又包围了一圈，我们把那位社长正推向同学们前面的时候，这时驶来一部吉普车，从车上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手枪拨开包围圈冲了进来，这时那个社长突然挣脱我与王福生的手跑到那个人面前，同时他也从裤袋里掏出手枪大叫： 那个保安司令高举手枪大吼：“是哪里来的暴徒，通通给我抓起来”! “谁是暴徒!”睁开狗眼看看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造谣污蔑，无事生非”… 这时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杨集祥、窦光龄、于世英等老师也冲进了包围圈，那个“司令”见了杨老师，连忙上去握手。因为他曾是杨老师的病人。 “这就是报社不对了，引起同学们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杨老师对那个司令说： “去找杨森省长评理，把这家报纸封掉”。我们齐声大吼 于是朱院长领着我们浩浩荡荡沿富水路向省政府走去，沿述的老百姓用惊愕的眼光看着这群队伍。 这时医院派人送来了面包，在外面大约等了一小时，让我们进去在礼堂里等杨森到来。 这时我算是亲眼见到了在电影上扮演特务的样子，只见窗户上不时闪现过一个歪戴帽子带着黑眼镜的人。 “那是特务，快看”，王福生扯着我的袖子轻轻说，这时正有个歪戴帽子叼着烟卷的家伙，慢悠悠的斜着眼睛从我们前面走过去。 一会，朱院长与省府的“秘书长”来了，那秘书长说：“省长知道了，请同学们回去上课，省长一定秉公处理，是报社不对”。 于是我们便回到三圣宫宿舍，同学们由街上拿来了民报社的“快邮代电”，开头是这么写的：“本报今天清晨突然遭到百余名匪徒，携带纵火器材将我社捣毁，损失巨大……” 这个快邮代电又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下午由潘承俭、崔绍雯、金锡礼、曾昭荣等到大十字冠生园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说明事实经过，我就在宿舍就其“快邮代电”写稿逐句加以驳斥。以后朱院长向我们谈了“调解”的经过说：“他们那些人，许多是流氓成性，他们如果装成病人来医院捣乱，把我们的仪器随便弄坏，一样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只好让些步。” 这家报馆也就“寿终正寝”，这件事情，当年的许多同学还记得十分清楚。 1948年的上半年，金锡礼与于谐琴小姐结婚，婚礼就在三圣宫礼堂(也是我们的教室)举行。婚礼仪式都按照当时的款式举行，新郎西装革履，新娘披纱，礼堂并没有什么布置，因为班上都是粗手大脚的男人，没有女同胞描金绣凤，教室里坐满了男女来宾，都是上下班及班上的同学和护士班的护士们。
1946年，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五周年，李宗恩院长（三排左十）与来宾及医护人员合影纪念。 按规定要有双方的主婚人，而主婚人必须是结了婚的，于是我与杨世光便分别作了男女家的主婚人，孙世镛老师做证婚，潘承检作介绍人，新郎与新娘分别由男女傧相扶持入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拉开序幕，各就各位。 刘卓佑被选作女傧相，而人高马大的崔绍雯则作为男候相，刘卓佑个子也不小，新郎新娘像两棵小树，刘卓佑头上扎了一块花头巾，身穿花旗袍，扭着大屁股挽住新娘就站在主证婚人前面，把全场观众笑得人仰马翻，观众席上有人大叫“着女候相的脚”，原来刘卓佑穿着大皮鞋一扭一扭的扮出羞答答的样子挽住新娘子，使新郎新娘都忍不住大笑，我们在台上的也笑得眼泪直流喘不过气，观众席中不知是哪位小姐笑得滚翻在地上。来宾们都捧着肚子“唉哟，唉哟”的大喊大笑。平时颇为严肃的孙老师也忍不住大笑，在大笑中开始讲话发表祝辞。 这场十分有趣的大笑的婚礼，给我们一直沉闷而紧张的生活加进了一些调料，仪式大约举行了一小时，我们也大笑了一个小时，接着我们簇拥着新郎新娘到醒狮路那家西餐馆，新郎新娘招待我们班上每个人吃了一顿西餐，这次别开生面的婚礼给大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1993年我回到贵阳参加院庆时，孙世镛老师与我还特别谈起当年那次十分有趣的婚礼的情况呢。 接着不久，我们便进了艰苦的实习医师阶段，熬煎受磨练的另一种生活。（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岁月如茶》，有删减。作者，罗忠悃，湖南新化人，著名神经病学专家，贵阳医学院1949届校友。曾任湘雅医学院讲师、主治医师及病室主任，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医务主任，浙江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