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父亲只身到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参加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考取了三年制的留美预备班。学费虽全免，但膳食费每年30元仍感拮据，全靠伯父接济勉强维持到毕业。他主修物理，学习刻苦，成绩斐然，在1919年公费赴美留学。

1919年他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储大学（现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完成了理学院的全部学士课程。1920年他正式考取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储大学医学院，成为全班56人中唯一的中国学生，学制四年。在校时，他被校内、外中国留美学生选为美国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1924年他毕业于西储大学医学院，成绩名列前茅，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在该校教授鼓励下参加了美国国家考试，获“美国国家医学执照”，因成绩优异被留在西储大学附属教学医院，任外科实习医生和助理住院医师各一年。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深得教授和同学的好评。

1926年初，当他还在西储大学附属教学医院工作时，一位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职的美籍外科主任医师休假来到该院访问，看到他的工作十分赏识，当即邀请他回北平协和医学院外科工作，他欣然同意。为此，他继续完成了导师安排的工作，写完总结报告，兴奋地踏上了征程，返回与他阔别六年有余、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

他上大学和留美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官场尔虞我诈，社会动荡不安，使他对政治产生厌恶情绪。他毕业后留美时工作虽然出色，连洋人同事也不敢轻视他，但终究是侨居异国，不免引起强烈的爱国之情。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祖国虽贫穷落后，但不能任人欺凌，他深信“科学可以救国”，因此选择技术性较强的“医学”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谈起医学他津津乐道，十分热爱。这正是他在行医中进步神速，造诣很深的原因所在。他因此提醒自己“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1926年6月，他来到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外科工作。由于他已在美国任助理住院医师一年，到协和后首先完成了第二年助理住院医师的任务。随后在1927年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学系正好设立“外科总住院医师”的制度，他就此成为1927~1929年协和外科首任“外科总住院医师”。几年中，他对外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的掌握更加熟练，能独立开展和运用新的技术，发表了多篇论文。

然而在这些年中，他逐渐感觉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和医疗设备虽然好，但其行政管理、学术指导等无处不受美国人摆布，总有仰人鼻息之感；因此1929年初秋，当安徽芜湖的弋矶山医院特聘他出任该院外科主任时，他欣然同意并获夫人支持。夫人陈翠贞是1924年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并荣获“金钥匙奖”的优秀生，并于当年回到协和医学院成为第一位中国籍儿科专科女医生。他们在1927年8月结为伉俪。陈翠贞来到弋矶山医院时，该院既无儿科又无妇科的设置，她勇敢地肩挑“双担”创建了医院全新的“妇儿专科”，并担任“妇儿科主任”。他们带着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正如90多年后，在2018年沈克非陈翠贞伉俪诞辰120周年弋矶山医院纪念活动中，翻开弋矶山医院的档案还能看到这样的描述：“他们在医院工作一年余，由于医术精湛，工作认真负责，深受病人敬佩，提高了医院在群众中的声誉”。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在今日高楼耸立的皖南医学院楼群的山坡下，还保存着标有“沈克非陈翠贞旧居”的红色二层小楼。他们为这个管理不善的美国教会医院建立了新制度，加强了管理。然而这所医院还是美国教会办的,我父亲仍不时看到洋人藐视中国员工的种种事实，感到愤懑不平。

1930年秋，当原任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外科主任，时任中央卫生署署长刘瑞恒教授邀请父亲去南京，一起筹建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现代化的、大型综合性的医院——南京中央医院时，父亲欣然接受！

1931年末南京中央医院落成。1932年日寇侵犯上海，父亲作为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开始了他在抗日前线救治伤员的任务。他奉命组织以中央医院外科医护人员为骨干的“抗日医疗救护队”赶赴淞沪前线，不分昼夜在战地抢救伤员。淞沪事件结束后，父亲回到南京被任命为中央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1937年5月，我的父母亲应国际联盟卫生部的邀请赴欧洲考察各国卫生机构，为期一年。他们乘船经地中海先后到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他们在巴黎时偶然听说卢沟桥发生了战事，立即赶到英国伦敦了解国内情况，得知已国难当头时，立即乘船启程回国，经香港、转广州、乘火车到武汉。途中他们已商榷妥当：父亲将只身赶回南京全力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首要任务是把中央医院的床位从350张扩张到1200张以大量收治抗日受伤的将士。母亲则扶老携幼，辗转舟车迁往成都。

1937年11月底战火逼近南京，中央医院奉命西迁。当时局势极其紧张，交通工具缺乏，父亲带领并组织中央医院全部人员以及部分设备开始按水、陆两路撤离南京：父亲与部分人员途径武汉，沿途陆续救治抗日将士；医院其他人员直接西迁长沙以中央医院为基础立即收治重伤病员。1938年战线扩展到武汉，长沙吃紧。中央医院再次被迫西迁，沿湘西公路辗转撤至贵阳，新建贵阳中央医院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救治伤员的中心。

父亲就任长沙和贵阳中央医院院长时期，各中央医院分别成立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以及抗战后期内迁到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等三个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和实习基地。他还身兼三院的外科名誉教授，除了繁重的临床医疗和行政工作外，还参加外科教学工作。当时，公路是唯一的通道，川贵之间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中，山路崎岖，翻车事故屡见不鲜。父亲为了工作的需要，冒着敌机袭击和山高路陡的危险，只身一人不下十余次往返奔波于贵阳与重庆之间。1939年重庆受敌机猛烈空袭引起大火，伤亡十分严重。上级令父亲立即将贵阳中央医院部分人员与设备转移至重庆以再建重庆中央医院。

1941年4月，父亲被重庆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当时他并不愿脱离临床医学和教学去接受这份任务，但为抗战到底，方暂同意接受委任。他还同时与卫生署长商榷，获得他的允诺：“待抗战胜利，即可从战时委任的职务中辞职，重新从事临床、教学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中国派远征军开赴缅甸、印度前线，父亲为了在抗日战场及时救治伤员，不顾个人安危随军前往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缅甸前线。当时的战事几乎全线失利，许多城市先后陷落日军手中。一次他离开已工作多日的“后方医院”到战斗最激烈的第五军军部去商讨如何尽快从前线后撤伤员的办法，正要返回时，得知日寇切断了军部所在地与后方医院间的通路。为保证父亲的安全，军部让他随军转移，他考虑到自己领导的后方医院正处于危急之中，便毅然谢绝并日夜兼程设法返回医院。不料在他回到医院所在地时，小城几乎空无一人，后方医院已全部转移。形势已十分紧张，他只能加快步伐跟上最后一批群众撤离，据说数十分钟后日寇就占领了那个地区。由于他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更无法与国内联络；后方医院人员在撤退途中因翻车而全部遇难，因此国内曾经传出他已在前线牺牲的消息。大约一个多月后父亲终于历尽艰辛返回到中缅边境。记得父亲从缅甸前线回来时瘦了很多，还得了疟疾，大约过了数周才逐渐恢复。

从缅甸回来后，父亲辞去了湘雅与贵阳两医学院的兼职，仍坚持在重庆上海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工作。他把位于新桥的卫生署办公时间安排在周一至周三的前半周；在歌乐山里的上医临床教学时间安排在周四至周六的后半周。他往返奔走，从不间断。每周四上午8时,他准时进行总查房和诊治病人，周五进行外科手术，他都亲自动手；周六则为四、五年级医学生讲授外科学和局部解剖学，直到抗战胜利以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父亲在歌乐山继续给学生上了一学期的外科学，直至学生们开始分批返回上海医学院。

1953年，沈克非教授（左二）在朝鲜成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医疗工作总结会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8月父亲组织并参加了第二批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总队，他担任技术顾问团团长。他在-40℃严寒下奔赴东北各地，领导、组织、协调各地分队，日夜抢救由朝鲜战场送下来的伤员。

在医疗手术队中，不少专家或年轻队员申请到朝鲜前线去为志愿军服务都未被批准，只有父亲一人被批准亲赴朝鲜战场的最前线为志愿军伤员做手术。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陈同生正率领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在朝鲜慰问志愿军，听说了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抢救伤员的情况。有人告诉他，“敌机在头上扔炸弹，沈医生在坑道里给伤员做手术。他的沉着冷静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陈部长回国后赞扬父亲说：“他抗战时办过伤兵医院，救治了很多受伤的将士。抗美援朝时期，又随志愿军去过朝鲜前线。美国飞机来轰炸，炸弹就在不远处爆炸，他依然能够沉着冷静地做手术”。父亲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可见一斑！1955年陈同生部长就任了上海医学院书记兼院长后，“沈克非”是陈院长口中经常提到的优秀医生！

1952年末，朝鲜战场形势基本稳定，但抢救志愿军伤员急需大量供血输血的问题尚待解决。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为此请父亲前来研究解决办法，父亲提出的“野战输血”方案得到了批准。军委授命父亲主持这项重要任务，在沈阳快速组建一座大型中心血库，将新鲜血液送到前线。父亲连夜起草筹建计划，次晨经部长同意后立即赶往上海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医学院等相关血液专家商讨计划后当晚又兼程北上。到沈阳后，他选址确定使用民权路一栋三层楼房后又连夜赶出施工草图，在几天之内安排居民迁出并开始施工，几个月内一切筹备妥当。

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志愿军伤病员供应血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2月之前，各野战区的野战血库及国内中心血库均不成熟、输血工作也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第二阶段从1953年2月开始，野战血库与中心血库相继成立，向临床供血。中心血库也在4月开始向丹东国境血液转运站发送血液，供血量大增，输血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我国部队从未办过输血勤务，必须经过实地实验。为此，父亲严密地设计了各种实验，如检验血液在汽车颠簸下虽会损坏一部分，但不会超过10%；其次是没有冰箱，他采用卖冰棍的小木箱放冰块，用棉被裹住就能维持血液在2~10℃达12小时。此外，血液质量、输血后的安全、有效性等都由父亲设计实验审定和评价，如结果合格方可送出。这样从1953年5月中旬大战开始，到7月27日停战的3个月余，血液不分昼夜从沈阳运往朝鲜战区共送出5批3515瓶。父亲作为中心血库主任，经过前方卫生部的配合，在48小时内将血液送到医院及军、师部队；伤员在伤后8~12小时就可得到新鲜血液。向前线提供新鲜血液不仅在当时起到朝鲜前线救死扶伤的作用，还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士气，并且是我国历史上成功的创举，也是父亲最大的贡献。

沈克非教授（前排右三）于1953年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所中心血库时留影

父亲一生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大公无私，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虽然他行政事务繁忙，仍每天一早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他坚持每周门诊一次，手术数次，每天必到外科病房巡查一次。手术按时进行，从不延迟。开会迟到者必须说明理由。作为医学名家他坚决反对医师挂牌开业，他说过：“学医不是为了赚钱，我绝不会把人道主义的医学用来赚钱”，以及“学医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他工作时严肃认真，令人畏惧，但工作之余却平易近人，谈吐幽默。

父亲的讲课享誉全校。他每次上课都是准时跨进教室，为学生树立认真和准时的榜样。他讲课内容精炼、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既让学生易于理解和记忆，又给学生带来妙语连篇。他在上海医学院教外科学时，常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做出生动的描述和讲解。他用词丰富、辅以手势、穿插实例、有声有色还融入他自己的感情，使人感到他的讲解如此悦耳动听。因此他讲课效率极高，深受学生与医生们的喜爱。

沈克非教授主编的《外科学》

他对基础外科（普通外科）的发展和提高，以及神经外科和血管外科的开拓和创建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肿瘤外科、骨科等也都有一定的造诣。1950年冬，他首次成功地为一位病人摘除了右额叶的巨大肿瘤。在他担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期间，还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泌尿外科和胸外科。

在临床教学上，他严格教诲学生重视基础理论和技术训练。他还特别重视实习医师的病史缮写，培养医师的写作和分析能力以提供正确的诊断依据。他要求学生诊断从病史入手，结合身体检查和实验室数据，仅在必要时才考虑采用特殊检测手段。

他深入研究了淀粉海绵的止血剂的制作和作用。他设计的肠道无菌吻合术、直肠折叠术治疗直肠脱垂以及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症等方法也简单易行，便于在基层医院内推广。

父亲在手术前总是认真地做准备，手术时从容不迫、耐心细致、解剖清楚、术野整洁，操作细致轻柔，止血彻底完善。为了尽量减少组织损伤，他从来不过多用钳夹和结扎组织，他重视一割、一剪、一针、一缝，能用细线时绝不用粗线。他要求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必须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绝不允许随便谈笑。他经常说：外科医师绝不是“开刀匠”，他必须具有丰富的基础知识和熟练的技术，他应是内科医师再加一把手术刀。因此，凡经过他训练的外科医师，手术时都小心谨慎，操作细致，被称为“沈氏学风”。

1952年3月，父亲被调到在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实验外科系主任，负责科研工作。父亲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后，除领导实验外科系外还孜孜不倦地参加教学工作，包括在相关医院查房、临床讨论、指导手术等。为推动中国的外科学迅速发展、繁荣学术空气、提高中国外科医师的学术水平，他着手主编国内第一部外科学参考书《外科学》。他邀请了国内的外科学专家近百人，以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为指导，撰写和总结中国外科学各方面工作的成果，介绍外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1956年终于完成了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大型的、外科学参考书《外科学》，约100万字，满足了全国外科学教学的迫切需要，获得广大外科医师和医学生的普遍欢迎。该书出版后，在短短的6年中重印6次，发行数十万余册，足见其内容详实，深得各方面的好评。

1957年我曾听到父母亲谈起他们二人都将随军事医学科学院迁京工作。1958年5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始从上海迁京，然而此前近一个月母亲病故；父亲多次心绞痛发作，不得已请上海第一医学院石美鑫院长在华东医院进行胸廓内动脉结扎术，手术后症状有所缓解。父亲未再谈起迁京问题。

1958年12月父亲收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聘书，请他就任医学院副院长，重点主管科研、研究生培养。他事必躬亲，并热情鼓励年轻教师与研究生。《上医学报》在他领导下学术质量不断提高，他时时关心医院学科的发展，经常在学报上介绍文献资料。他还十分关心在校师生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他分管的体育工作中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棒球队、垒球队、划船队成为高校中的劲旅，他还与大学生女篮冠军上海大学生代表合影并鼓励她们。

当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克服困难，全身心地收集50年代后期中国外科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以及各界对第一版《外科学》所提出的意见等。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特选2位高年资外科医师协助父亲的编审工作。父亲在1963年完成了我国新的、大型的、外科学高级参考书《外科学》沈克非主编（第二版）的编写与出版工作。他倾注全部心血重编《外科学》第二版，参与作者百余人，共200万文字，同时将原来的内容彻底更新并扩大到1700余页。数年内重印6次，发行数万册。《外科学》第二版获得国内外的普遍好评，被誉为中国的《克氏外科学》。在第九次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父亲获得卫生部的嘉奖。

此后不久父亲又因心绞痛接受胸廓内动脉结扎术，待病稍愈，他又倾全力编写《外科学》的姊妹篇《外科手术学》。《外科手术学》拟分为腹部、胸腔、神经、泌尿及矫形等五分册出版。当时正值“文革”前夕，主编与编写人姓名一律不准注明，均注“人民卫生出版社”。父亲于1965年主编出版的《腹部外科手术学》，以及1969年出版的《神经外科手术学》，都只注有“人民卫生出版社”。裘法祖教授在世时曾遗憾地说：“这本没有注明‘沈克非主编’字样的《腹部外科手术学》到今天依然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其他几本也无法再继续编写下去，这无疑是我国外科学界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沈克非教授（左一）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1946年6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筹备及成立大会

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鉴于联合国没有一个国际卫生机构，因此以沈克非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联合巴西向联合国提交了“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提议，得到联合国的赞同，并参与该组织的筹建工作。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下属的新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国是建立WHO的发起国之一。父亲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对WHO的正式成立及其组织法的编写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6年6月19日第一届WHO大会在纽约开幕。美国卫生部长Parran博士任大会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沈克非博士任大会第一副主席。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商议，以维护人类健康为宗旨的章程，即《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或宪章）》在大会上正式通过。来自全世界60个国家的153名正式代表，依次在《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上正式签字。父亲作为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在文件的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各文本上郑重地签下了中文及英文名字（沈克非的英文名：James K Shen）。代表团的袁、施两位博士也写下各自的中、英文名字。从此中国正式成为WHO的成员国。1946年7月22日会议在纽约闭幕，会议结束前举行了盛大的签字仪式。会议前后历时5周。

WHO成立大会闭幕后，WHO总部又以高薪聘请父亲出任WHO驻南美洲首席官员，他以“我是中国人，中国的医、教事务非常繁忙”而婉言谢绝。8月他回到南京后，根据战时国民政府任职的协议，父亲辞去了国民政府任命的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等一切政府官职。1946年9月他回到上海，被聘为中山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不久又被增聘为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山医院院长兼管各分科主任。

1949年前，父亲虽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深刻的认识，但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几次要在中山医院屋顶架设机枪阵地，作为院长他均以“医院是救护重地”而严词拒绝。国民党特务来医院点名抓人亦被拒之门外。国民党军队头目雷某两次动员父亲离沪赴台，他都以“救治伤兵”为由婉言谢绝。他多次放弃出国工作机会，决意留下建设医院。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1949年后，父亲很快看到了人民政府与旧政府的截然不同，自愿参加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积极配合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父亲继续担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职务。他时刻关心医院学科的发展，鼓励青年教师开展研究工作、查阅文献和撰写学术论文；注意研究生的培养，开设学术讲座等。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积极参政议政，并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此外，父亲在1943年国际外科学会上当选中国分会会长。他代表中国于1944年出席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中东医学会议，1946年出席在秘鲁利马的第五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1954年参加波兰国际外科学术会议，1956年在波兰参加国际医学会议等。尤其重要的是1957年，父亲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带领其他三位教授远渡重洋、克服困难、圆满完成第17届墨西哥国际外科学会年会的任务，为祖国的“外科学发展”争得了国际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