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咱们说了抗战期间的湘雅医学院，不过可惜，最终湘雅医学院未能落户贵州，回了湖南。那后来咱们贵州的医疗卫生事业又该如何发展呢？当然，这就要提到之前，孟老师提到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啦，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国立贵阳医学院的故事——

【起源】

“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地处北方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保定河北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受到极大威胁，不少师生被迫离开学校，向南撤退。民国教育部考虑到战时急需医务人员，为了让这些师生继续教学，决定在武汉新建一所医学院。

1937年12月，教育部指派原北平协和医学院李宗恩教授、公共卫生专家朱章庚和妇婴医学家杨崇瑞，组成武昌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以李宗恩为主任委员。筹备刚开始日军兵锋已经直指武汉，决定将筹建的武昌医学院改为贵阳医学院，成立贵阳医学筹备委员会，并将拟拨武昌医学院的16万元按七折拨给贵阳医学院作开办经费。

妇婴医学家：杨崇瑞

1938年元月中旬，贵阳医学院开始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等地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共招新生266人，以协和医学院学生为主，其次是河北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的流亡学生。一律免费入学。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任命李宗恩为院长。学校暂借贵阳中山东路王家烈公馆办公，以阳明路两广会馆和三圣宫为临时校舍上课，教职员工大部分住王家烈公馆，学生分住省立医院（今贵阳市一医）和市场路新世界旅社。

1938年国立贵阳医学院生理学实验室

【大咖云集】

1939年“二·四轰炸”后，贵阳医学院征得贵州盐务局同意，在六广门外的一片空地上修建了19栋茅草房作学生宿舍之用，这便形成了“盐务新村”。后又在小宅吉建简易住宅8栋，作为教职员工宿舍。1940年，李宗恩接受了美国“洛氏基金会”捐赠的2万元，在贵阳南郊太慈桥购得百余亩土地，修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教学楼，以后又增修一些宿舍，转到新校舍上课。新校舍在今天湘雅村，与湖南迁来的湘雅医学院比邻而居。

全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朱章赓

抗战时期在贵阳医学院的教师，不少是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李宗恩是留美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热带病学专家；朱章赓是全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曾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公共卫生科主任，后调卫生署长；担任贵医筹备委员的杨崇瑞，是妇婴卫生专家；杨济时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留美血液病专家，曾任湘雅医学院教务长、贵阳医学院内科主任；内科专家王季午为院务主任，外科专家周德裕任总务主任兼附属医院院长；郭一岑是留德心理学博士，任贵阳医学院心理学教授；杨葆昌留学英国、美国，任贵阳医学院化学科主任；贾魁为防疫专家，曾任贵州省防疫医院院长；朱懋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留校任教。杨静波、柳安昌、徐会渊、汤佩松、严镜清、秦作梁、沈隽祺、李瑞林、高永恩、宋杰、程玉林、李葆真等一批专家均在贵阳医学院任教。

1938年国立贵阳医学院图书馆

【贵阳战霍乱】

国立贵阳医学院到贵阳不久，大约于秋冬之间,贵阳突然发生霍乱,传染迅速,死亡众多,比起日机轰炸更可怕。贵阳医学院责无旁贷,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全体师生停课,专为病患急救,施行打盐水针等。凡百姓饮用洗涤之水,皆取于河中,此乃霍乱之根源,故贵阳医学院在河流挑水码头处,临时设置桌子,将消毒药粉分装小包,由学生们看守,对一切从河中挑水的,规定每桶必须加入一小包消毒药粉,起先遭挑水工人拒绝,且说近日流行霍乱病,都是你们外地人下毒造成的，师生耐心向他们解释霍乱之由来及急救方法等。他们也实地看到,患者能及时送到医院,经打针急救立即见效,不送医院或延误时间者,即死亡。事实证明,贵阳医学院是为救人而消毒;并非为害人而下毒的。

1944年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校区--太慈桥校门

据医学院学生李彤回忆，霍乱猖狂之时，从家里到学校,经过一小巷,小户毗连,十之八九都得霍乱,到医院看整个院子都是患者。以门板当担架躺着,医务人员忙着为他们打针。傍晚回家时,适逢每天替自己挑水的工人,身体健壮，挑着一担两大木桶的水,自己跟他后面走到家,看他挑到厨房倒水缸后就走了。谁料到,第二天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地说,他的丈夫于昨晚得霍乱死亡,让帮他一些丧葬费，给她钱后,李彤马上跑到医院请教医师们,需要打预防针否?他们说:现在打预防针已来不及了,只有饮食方面特别小心些。李彤一家四口,居住环境如此恶劣,苍蝇蚊子满天飞,地下老鼠出入自如,不怕猫，也不怕人。这些都可能是霍乱的媒介。李彤急中生智,只好和王妈商量,将厨房的灶搬到堂屋中,灶旁放置饭桌,烧一大锅开水,把所有餐具都泡在开水中,实行就地即煮、即盛、即食。如此简单的土办法,也让一家大小四口,平安地躲过这一场可怕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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